1樓：為我心飛揚
教皇國並沒有正式的國名教皇國並不是一個單一制國家，而是由許多昔日的獨立或半獨立城邦、小國和貴族領地構成的共同體。
位於亞平寧半島中部，是由羅馬教皇統治的世俗領地，也是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國家。
2023年，教皇國的絕大部分領土被併入撒丁王國，即後來的義大利王國。2023年羅馬城也被併入義大利，教皇國領土退縮至梵蒂岡。教皇庇護十一世時期，墨索里尼在2023年與教廷樞機主教加斯佩裡簽訂拉特蘭條約，羅馬教廷正式承認教皇國滅亡。
中世紀教會中的等級制度
2樓：匿名使用者
以下比較詳細，特別是要注意的是，教會的等級制度不是一下子就有的，而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增加、完善的，我覺得這樣比單獨給出一個等級劃分要全面。
公元313年，羅馬奴隸制帝國皇帝君士坦丁，頒佈了「米蘭敕令」，宣佈**教為合法宗教，併成為羅馬國教。從此，**教開始佔據西方文化的主導，成為跨民族的大宗教，深深影響了西方文化的二元裂變。這種權力與中世紀西歐特殊的政治狀況密切相關。
本文主要闡發了中世紀西歐教會權力體系的形成的歷史軌跡。
1、中世紀以前：教會的組織基礎。
**教會起初僅僅是一些信仰耶穌為彌賽亞的人的自由聚會，教會雖然是自發和自由的，但在內部形成了較強的組織和紀律。「米蘭敕令」使**教獲得合法地位，隨著羅馬帝國的**教化，使教會模仿羅馬帝國，建立起集權式的教會組織。教會開始與帝國合流，教會由民間組織變成官方組織，不再是純粹的宗教組織，還掌握了附加的權力和法律手段。
教會以其精神權力支援**，**以世俗權力支援教會。但在羅馬帝國控制下，教會遠未達到與帝國**平衡的地位。教會事實上只是帝國負責宗教事務的一個部門，皇帝對教會事務享有最高權威。
在羅馬帝國時代，**教會模仿帝國的集權體制已經形成了系統的組織和教階制度。位於西方的羅馬教會和羅馬大主教已經取得了優於東方其他大主教的地位。而西方教會只有一位大主教，這使羅馬教會成為西方教會當然的領袖。
歷任羅馬大主教都堅持不懈地提出教會獨立和教權至上的要求，不過，在當時還不能實現。隨著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事情有了新的轉機。
1、西歐中世紀初期：羅馬教會的政治和文化優勢。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羅馬處於日耳曼蠻族的軍事政治影響下，在羅馬行政機構撤退或失控的地區，教會代表著羅馬帝國和**教的光榮傳統，屹立於日耳曼人入侵造成的廢墟上，似乎是蠻族無法摧毀的永恆之城。西羅馬帝國解體後的混亂時代，這一時期世俗權力的失效使主教成為城市或地方上天然的領袖，不僅是精神領袖，也是政治領袖。他們是地方的統治者、裁判者和保護人，接管了大量世俗權力無力負責的世俗事務。
教會成為社會弱勢人群（孤兒、寡婦等）的保護者，並承擔起舉辦社會慈善事業、興建和主持醫院、學校的責任。羅馬教會將羅馬帝國的遺民聚集在自己周圍，這大大提高了他的威信。
羅馬帝國遺民緊緊團結在以羅馬教廷為代表的西方教會周圍，使統治西歐南部羅馬帝國腹地的諸日耳曼王國很快趨於衰落，乃至滅亡了，只有在比較偏遠落後的高盧東北部建立的法蘭克王國日益強大起來，最終成為西歐的主宰。法蘭克人認識到，其統治和擴張需要得到羅馬教廷的支援，由此開始了西方君主與羅馬教會的結盟。西方各國是不開化的、半野蠻的，代表著古老文明傳統的教會和教士在野蠻國家面前，有一種智識和文化的優勢，羅馬教會是他們精神上的導師。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雖然在理論上，羅馬教會仍臣服於遠在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帝國皇帝。但是，距離遙遠，加上羅馬大主教與皇帝在教義問題上的衝突，拉開了兩者的距離。此後，東羅馬永遠失去了對義大利的控制，羅馬教會實際上擺脫了政治統治者。
2、5-10世紀：西方君主與羅馬教會的結盟。
自日耳曼蠻族入侵西羅馬帝國之後，羅馬教廷就開始積極向日耳曼人滲透。496年，法蘭克人在日耳曼民族中最早接受了羅馬公教。法蘭克人是日耳曼民族中最有力量的一支，他們通過擴張兼併，到6世紀中葉，使高盧全境名義上都皈依了羅馬公教。
後來，查理大帝又於772-803年發動一系列戰爭，迫使薩克森人加入公教會，從而把**教擴充套件到了易北河，教皇在西方確立了最高地位。公元800年，教皇利奧三世在聖彼得教堂為查理曼加冕，查理曼被尊稱為「奧古斯都」和「羅馬人的皇帝」，這表明羅馬教會在政治上從東羅馬帝國的體系中解放出來，並與西方君主結成了聯盟。962年，教皇為德皇奧托一世的加冕儀式也說明了這一點，此後西歐形成了只有通過教皇或主教塗油加冕才能獲得政治合法性的傳統。
在查裡武力傳教的同時，教皇也積極遊說傳教。西方擴張教皇權力最有力的人物是教皇大格里高利。這位教皇極有才幹。
由於他領導了抗擊倫巴底人入侵和保衛羅馬的鬥爭，使他成為義大利當時最有權勢的人。他把主教團派到高盧和英格蘭，與法蘭克宮廷建立了聯絡，使英格蘭皈依了羅馬教會。他還使倫巴底和西班牙放棄了阿里烏斯主義教派而改奉羅馬公教。
在他之前，教皇的地位雖然受到尊重，但在其主管區外，並沒有實際的管轄權。他使西方各日耳曼王國歸順公教會的同時，也把教皇的權力擴張到西歐的大部分地區。他的權威得到了西方全體教士的公認，從而使西方教會在教皇的旗幟下實現了統一。
在中世紀西歐封建化的過程中，主教從各國世俗王權主那裡得到分封的土地而成為教會貴族，世俗王權對教會進行扶植。614年墨洛溫王朝，頒佈敕令，承認世俗和教會大貴族獲得土地上的行政和司法權。德皇奧托一世加冕為王后，把大片土地及在這片土地上的行政、司法權賜予教會，稱之為「奧托特權」；並任命其親屬分別擔任科隆、美因茲和特里爾的大主教，以加強對教會的籠絡與控制。
他繼續向東擴張，968年，他將位於易北河邊的馬哥德堡改為一個大主教區，賦予大主教控制德國整個東北地區的權力；接著又建立奧爾登堡、哈費爾貝格、勃蘭登堡、梅澤堡、蔡茨、邁森、布拉格等七個新的主教區。教會也被納入封建主義的授封和效忠的網路中，教會與世俗統治者合流，成為相互依存的封建勢力的代表。
因此，在封建制度下，很多主教也是封建主。他們行使兩種權力，即由主教身份而來的宗教權力和由領主身份而來的世俗權力。但在現實中很難分清，教皇和主教的影響中哪些是封建宗主的影響，哪些是作為精神權威的影響，兩者是混在一起的。
3、8世紀中葉後：教皇國的建立使教權獲得了一個穩定的政治中心和根據地。
8世紀中葉，法蘭克執掌實權的宮相丕平欲廢除墨洛溫朝國王而自立為王，為此，他需要教皇在道義上的支援，而羅馬人正受到倫巴底人侵犯的威脅，教皇已不能指望東羅馬帝國皇帝的保護了，於是他便籲請法蘭克人的拯救。這樣，雙方便因互相需要而走到了一起。教皇承認了丕平對王位的要求，由教會人士為他舉行敷油聖禮（751年）。
接著，教皇史蒂芬二世，又親自前往會見丕平，並於754年，為丕平進行了加冕塗油儀式。丕平則出兵義大利，打敗倫巴底人，並將奪得的拉文納等一塊土地贈給教皇，756年，獨立的教皇國由此產生。
教皇國的誕生奠定了教皇的權力基礎，對於西方歷史發展來說，天主教從此有了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西方**教世界有了一個穩定的根據地和權力中心。事實證明，教皇權力中心在空間上與各國**的距離，對維護其獨立性是非常必要的。在11世紀的敘任權之爭前，各國主教都受本國王公的控制，被納入封建主義的網路之中，但教皇卻在空間上有了一個有形的較為獨立的政治中心。
東西方教會的分歧由來已久，裂痕不斷擴大，發展到9世紀，竟互相開除教籍。2023年，東西教會徹底**，而西方只有一個高階主教，即羅馬主教，這也有助於它形成以教皇為中心的統一。
4、9世紀後，君權衰微與教會自治權力的獲得
歷史發展表明，當西方產生有力的統一的帝國的時候，比如查裡曼帝國和奧托帝國，必然要對羅馬教會進行政治控制。然而，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特別是從9世紀後，各國封建主割據一方，君權衰微，這是教會實現獨立要求的難得機遇。
卡諾莎事件是教皇威權顯著上升和世俗王權趨於衰微的重要標誌之一。教皇格利哥里七世（1073-2023年），教皇在加強對天主教會的集權統治的過程中，終於和當時西歐尚較強大的世俗王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發生尖銳衝突。格利哥里七世公開宣稱：
「教皇有權廢黜皇帝」，「教皇有權解除人民對**統治者的效忠誓約」，於2023年正式釋出通諭，禁止世俗君王和領主任命神職人員。2023年，剛剛鎮壓薩克森農民起義和貴族叛亂的亨利四世召集帝國境內忠於皇帝的主教進行宗教會議，宣佈廢黜格利哥里七世，以為就此可以了事。但格利哥里卻針鋒相對，在拉特蘭召開宗教會議，宣佈破門律，開除亨利四世教籍，廢黜其帝位、解除臣民對其效忠誓約。
接著，德國境內的一些封建領主以教皇諭令為藉口，立即否認亨利四世的皇帝權力，醞釀再起叛亂。在國內領主的轄制下，亨利四世只得向格利哥里七世屈服，2023年1月去義大利北部卡諾莎城堡，身著罪衣，在城門口佇立三天，請求駐在城堡的教皇饒恕。這樣，他始獲赦免。
因此，卡諾莎事件是教皇威權顯著上升和世俗王權趨於衰微的重要標誌之一。羅馬教皇以教階製為基礎將西歐天主教會組成了一個嚴密的國際體系，使自己對王權處於優勢。
2023年-2023年，發生的「教皇革命」（敘任權之爭），是政教二元化體系正式形成的標誌。直到敘任權衝突以前，在主教任命上的基本原則是：教區的教士由人民選舉；大主教同意；君主認可。
其中一個因素都不能忽略，但這幾個因素遠不平衡的。主教一身兼任精神和世俗的兩種角色，而且主教的世俗角色對帝國越來越重要，主教和修道院長不僅是教會的支柱，同時也是帝國的支柱。從帝國的需要出發，皇帝認為需要控制這些職位的選任，形成對王室的忠誠，特別願意由在皇室教堂服務的教士充任這些職務。
而教皇希望各國的主教脫離王權的羈絆，獻身教會的利益，以避免日益世俗化而導致的教會的墮落和組織的渙散。此前，各地教會、主教受世俗帝王的制約，領主的管轄。通過敘任權之爭，教皇對各國教會的最高管轄權得以確立，西方**教士拱衛在教皇周圍。
2023年，在羅馬召集的一次宗教會議上，宣佈教皇由樞機主教選舉產生，從而排除了皇帝和羅馬貴族對教皇職位的控制。根據2023年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皇帝保證德國主教和修道院長按教會規定自由選舉產生，他只蒞臨選舉，並在有爭議的場合介入。皇帝還放棄了向他們授予象徵宗教權力的權戒和牧杖的權力，而教皇則承認皇帝的世俗敘任權，即以王笏輕觸受聖職者，表示授予他們領地上的世俗權力，包括封建財產權、裁判權和世俗管理權等。
教會最為一個社團性共同體，是否具有選舉和任命各級領導人的自主性，是衡量教會與國家分化程度的關鍵標準。通過長期的發展，特別是教皇革命的作用，教會形成了一個高度組織化、高度集權的權力體系。在教皇的領導下，僧侶在歐洲第一次成為跨地方、跨部落、跨封地和跨國家的階級，它實現了政治和法律的統一。
在中世紀，教會成為最龐大最富有的王國。他要管理大量財產，向全體居民徵收什一稅，這使它掌握了巨大的經濟權力。由於有獨立的經濟**，使教會實現了經濟上的自主性。
在政治上，教士們一方面憑藉其智力優勢以個人身份廣泛參政，在各王室和貴族宮廷充任官吏和顧問，另一方面，由於他們是社會上最有勢力、組織化程度最高的利益集團，使他們能夠以整體的身份介入世俗政治。中世紀後期各國建立的等級議會中，教士為第一等級而成為議會最有影響力的一部分。在中世紀，沒有教士和教會的配合和介入，任何人管理不了國家。
由此，中世紀西歐**教（天主教）社會呈現出獨特的教權與王權相互分離、各自獨立、相互平衡的二元化政治結構模式。這種模式的特徵在於，在一個統一的社會共同體內，出現了教會與世俗**的二元分化，從一個角度看，它是國家，由皇帝或國王統治著教俗兩類人群，即主教和一般教士，貴族和一般臣民，但世俗權力對教士的統治是有限的；另一個角度看，它又是教會，由羅馬教皇領導著教俗兩界**徒，即由各國主教和其他教士等組成的神職人員，以及其餘平信徒，包括皇帝（國王）、貴族和平民等。教士團體嚴格按照教階制原則嚴密地組織起來，取得相對獨立的地位。
精神權利和世俗權利、教權和王權實現了分化，兩者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交叉，又各自獨立，相互競爭、平衡與制約的關係。
西歐中世紀，教會不僅確立了普遍承認的，即規定、解釋和宣講教義的權力以及主持信徒宗教生活的聖職權等純宗教事務的基本權力，成為「照耀西歐各民族的燈塔」，教會內部還形成了獨立的教會法、教會法庭、教士和教皇的自由選舉制度等自治權力，成為世俗國家的國中之國，國外之國和國上之國；教會還借宗教之名將權力的領地不斷向世俗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擴張滲透，形成了龐大的教會權力體系網路，與各國封建主構成西歐封建社會的共同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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