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書法與佛教之間的關係,佛家文字與書法有何關係?

2021-05-28 22:09:55 字數 3656 閱讀 7038

1樓:匿名使用者

佛教書法,可以用做弘揚佛法的一種方式,也可以用來去除心中的雜念。

佛家文字與書法有何關係?

2樓:

佛教書法佛教自東漢傳

入中國以後,對我國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在文化方面,因為佛經的翻譯與流傳,影響了中國的文學與藝術,為中國文化史寫下了光輝璀璨的篇章。尤其是藝術家,將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國的建築、雕塑、繪畫、工藝、書法、**裡,而開創出更具意涵的道貌風格。

書法是中國傳統書寫方式之一,所以當佛教與書法藝術結合之後,佛法的傳播更為普遍;書法家們受到佛教的影響,常以佛教為題材來豐富書法的內容,這使書法藝術更增意趣與內涵。

古往今來的書法作品中,有關佛家文字的作品佔有很大的比重。具體來說,這類作品又可分作這樣三類:

一、佛教經典,

二、塔銘院記,

三、僧人碑傳。這三類佛家文字是古代書法作品表現的重要內容,顯示出書法藝術對佛教的發展也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

先談書寫佛教經典的書法作品。從佛經的書寫者來說,經生寫經是最主要的力量。所謂經生,是指古代那些從事抄寫佛經的人,這些人可以是佛門中人,也可以是一般文人。

寫經的出現,從客觀需要來講,我國古代至隋唐時期才有雕版印刷,北宋中期才出現活字印刷,在此之前,要想獲得佛經,主要辦法只有靠傳抄。我們現在看見的經生寫經大都是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原因即在於此。從寫經人的主觀動機來看,寫經對於他們來說,有的是職責所在,有的是奉佛之舉,有的是謀生之道。

另外,在唐以前和唐以後,都有許多人把寫經和拜佛、佈施一樣,看成是一種敬佛的行動,這種行動當然是一種信仰佛教的表現,但它又與一般的信仰佛教不同,往往是為了某種特殊而具體的目的的一時之舉,尤其是在為親人祝福、為自己祈禱時如此。經可以由本人親抄,也可以請旁人代抄。比如蘇軾曾經手寫過《心經》,又曾有意要抄寫卷帙浩繁的《華嚴經》。

武則天在咸亨元年(670)也為父母造《法華經》三千部。該經每部七卷,三千部計二萬一千卷,當然不會是武則天親抄,只能由經生代勞。今日尚得見跋尾半段,上書「奉為二親,敬造《妙法蓮華經》三千部。

……伏願先慈傳輝慧炬,託蔭禪雲,百福莊嚴,萬靈扶護。」點明瞭為先父母薦冥福的目的。

經生寫經的風格,時代不同,寫者不同,風格也自然有不同。但水平容有參差,字型容有工拙,由於佛法莊嚴,寫者恭敬,整體風格基本都是分行佈局整飭、續密,結字恭正、嚴謹的。這從有名的晉人寫《放光般若經》、《妙法蓮華經》等八種佛經殘卷、隋人寫《大般涅槃經》殘卷以及眾多的唐人寫經中都可看出。

經生寫字的書法水平怎樣?由於經生大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無名之輩,有些甚至文化素養也較低,後世不少書家因而不重寫經,稱之為經生俗書。這實在是一種世俗的偏見。

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啟功先生以一代書畫鑑賞大家,高度評價經生寫經:「吾觀唐世經生楷書手之字跡,筆墨流動,結構謹嚴,常出碑上名家法度之外。」我們知道,凡習書者無不推重顏真卿,凡臨顏字者又多從其名碑《多寶塔》人手,然而據前賢時修考證,《多寶塔碑》字型平易,無劍拔弩張之態,與顏字基本風格很不相同,正為當時的佐吏經生所代筆。

由此亦可證啟功先生所言之不謬。

除了經生寫經而外,名書家寫經亦很普遍,名書家寫經的名碑帖也不罕見。般若部的著名佛經《金剛經》,王知敬、徐浩、柳公權、蘇軾、趙孟頫等大書家都曾書寫,今均尚存。泰山花崗岩溪床上還有大摩崖《金剛經》石刻,字大逾尺,雄偉壯麗,有人認為是北齊書家唐邕所書。

草聖張旭和歐陽詢都曾寫過《心經》。趙孟頫還書寫過《四十二章經》和《法華經》,前者為他生平第一得意之作,後者是他為中峰和尚所書,就今日所存部分來看,字字精謹,無一懈筆,洵為傑作。

再談談塔銘院記、僧人碑傳等其它關涉佛家文字的書法作品。

有關塔銘院記和僧人碑傳的書法作品特別多,而且有許多是著名書家所為。這很好解釋。因為自從佛教在漢末傳入中國後,不僅很快站穩了腳跟,而且發展壯大,超過了本土的道教。

歷代文人信奉佛教者既不在少數,喜與僧友接交者更是普遍,作為書法家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他們喜好交接僧友,與之過從,談禪論道,或藉以消除現實中的苦悶,或藉以顯示自己的脫俗,因而他們也同樣樂意或應邀或主動地為僧友寫些塔銘、寺記、院碑之類的東西。他們與僧友交往,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這些人圓寂之後,他們往往會為其書寫墓碑,甚至還親自撰文,以此來表示自己的悼念。

從僧人方面說,他們雖然身在空門,但並非全絕塵事,再說文以字傳,他們也希望這些書法名家為他們書字寫經,以擴大佛教的影響,這也是弘揚佛法的一種途徑。

屬於塔銘院記一類的佛家文字,因物件或用途不同,有不同的名稱。有的是寺碑:《等慈寺碑》,唐代大學者顏師古撰並書。

《法華寺碑》,盛唐書法家李邕撰並書。《興國寺碑》,元代大書家趙孟頫書。有的是塔銘:

《弘教寺塔銘》,唐代大書家歐陽詢書。《無憂王寺塔銘》,唐書家楊播書。有的是塔碑:

《多寶塔碑》,唐代大書家顏真卿書。《玄祕塔碑》,唐代大書家柳公權書。《泗州普照寺靈瑞塔碑》,趙孟頫撰並書。

此外還有戒壇銘(如《少林寺戒壇銘》)、寺記(如《妙嚴寺記》)、題名(如《般若臺題名》)、浮圖銘(如《雲居寺石浮圖銘》)等等。

除上述這些而外,還有一類與佛教有關的作品,數量浩大,風格鮮明,藝術價值極高,在書法史上具有標誌時代的重大意義,那就是以正宗魏碑體著稱的北魏龍門造像。龍門在河南洛陽南四十里,有洞窟一千多個,造像十多萬尊,許多佛像都有題記和碑碣,其中最有名的是北魏造像中的二十種,通稱《龍門二十品》。《龍門二十品》刀鑿而成,稜角分明,剛毅峻潔,極具特色。

以之為代表的北魏造像題記字型後來即被稱為魏碑體。魏碑體在後世的學者甚眾,許多大家的成名都是得法於它。清代的包世臣、阮元、康有為都大力崇揚過它。

它與後來的歐體、顏體、柳體、蘇體、米體等同享盛譽,共同成為我國書法藝術的瑰麗珍寶。

從魏碑體的出現,最可看出佛教與書法兩個不同領域的互相促進。題記是為造像而設的,造像的目的是在倡導佛教,然而它實際上卻促成了魏碑書法的產生。魏碑是絕佳的書法藝術,人們在臨摹或觀賞它們的時候,又自然會對佛教、佛教史和佛教藝術有更多的瞭解。

出家僧眾,有成就者,圓寂之後,大多要立碑,造塔,以為紀念。因此他們不但有碑文,還有塔銘。如著名的玄奘三藏法師便有《玄奘法師塔銘》,為唐釋建初書,現存長安縣興教寺,字跡清疏流動。

墓碑亦很多,且不乏名家手筆,如《道因法師碑》,初唐歐陽通書,歐陽通為歐體之祖歐陽詢之子,其書法深得父風,此碑亦為今日書家所愛臨習。另外象《孟法師碑》,初唐名家薛稷書。《大照禪師碑》,盛唐名家李邕書。

《大證禪師碑》、《不空和尚碑》,盛唐名家徐浩書。《大鑒禪師碑》,柳體創始人、中唐名家柳公權書。《乘光禪師碑》,中唐著名詩人劉禹錫書。

劉禹錫亦為書法大家,只是其書名為詩名所掩,一般人不知曉而已。

可見,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書法充當了一個頗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文以載道,在印刷技術尚不發達的古代,以寫經為主要方式的書法藝術對佛教的傳播與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另一方面,由於佛教的傳入,為中國的書法藝術提供了廣闊的題材與實踐的天地,同時,由於佛典淵深的義理和高僧們道德文章的感染,吸引了文士與書家傾心佛教,這樣,在書寫經典的當下,他們就自然地懷著莊重、恭敬的心態,從而在藝術上容易得到提煉,這一點,從現存的碑文與寫經的神韻中不難看到。

3樓:一知齋

佛教是在東漢時期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到中國後佛教經典由梵文翻譯為中文,後來逐漸和中國儒家文化融合,成為佛教禪宗。因此佛教文字被翻譯後的中國文字,本來就是中國書法的載體,和中國書法是一脈相承的關係。

書法四個字的佛什麼道什麼?

4樓:開發自性

佛教中有句話叫「佛佛道同」。

佛與佛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完全相同,沒有絲毫偏差。菩薩不會完全相同。世間法相似處有:英雄所見略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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