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秦漢兩代繼續發展漕運事業。比如秦始皇令監祿鑿靈渠，蕭何將關中
糧食轉漕運至前線，劉濞開挖「茱萸溝」運道，漢武帝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人工運河漕渠，漢明帝時王景使黃河、汴河分流，東漢廣陵太守陳登改道與疏通邗溝等。
漕運是什麼？
2樓：好快樂的小豬
漕運是我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用今天的話來說，它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調運糧食（主要是公糧）的一種專業運輸。中國古代歷代封建王朝將徵自田賦的部分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方式。
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多用車載（山路或用人畜馱運），故又合稱「轉漕」或「漕輦」。運送糧食的目的是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這種糧食稱漕糧，漕糧的運輸稱漕運，方式有河運、水陸遞運和海運三種。
狹義的漕運僅指通過運河並溝通天然河道轉運漕糧的河運而言。
中國曆代封建王朝將徵自田賦的部分糧食運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方式。運送糧食的目的是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這種糧食稱漕糧，漕糧的運輸稱漕運，方式有河運、水陸遞運和海運三種。
狹義的漕運僅指通過運河並溝通天然河道轉運漕糧的河運而言。漕運起源很早，秦始皇北征匈奴，曾自山東沿海一帶運軍糧抵於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漢建都長安（今陝西西安），每年都將黃河流域所徵糧食運往關中。
聯結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形成溝通南北的新的漕運通道，奠定了後世大運河的基礎。唐、宋、元、明、清歷代均重視漕運，為此，疏通了南糧北調所需的網道，建立了漕運倉儲制度。咸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運河淺梗，河運日益困難，隨商品經濟發展，漕運已非必需，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遂令停止漕運。
歷代漕運保證了京師和北方軍民所需糧食，有利於國家統一，並因運糧兼帶商貨，有利於溝通南北經濟和商品流通；但它又是人民的一項沉重負擔，運費代價過高，尤以漕運徭役，徵發既眾，服役又長，以至失誤農時，故亦有眾多弊端
3樓：匿名使用者
宋建都開封，漕糧分由汴、黃、惠民、廣濟四河輸入，合稱「漕運四河」。
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
【漕運】中國曆代封建**水運糧食，財物至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秦始皇攻匈奴時，人民「萬里從軍，千里輸糧」，將山東糧食運往北河(今屬內蒙)供作軍糧。從漢至唐，都將東南糧食經黃河渭水運往關中或洛陽。
秦漢時漕運十分艱險，費時費力，糧食消耗大，從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在隋代，開廣通渠、通濟渠、永濟渠及江南河，聯貫河、淮、江三大水系，將南方的粟米布帛運到京師長安、洛陽就便利多了。宋建都開封，漕糧分由汴、黃、惠民、廣濟四河輸入，合稱「漕運四河」。
元建都北京，漕運主要經由海道。明清東南漕糧都經由大運河運往北京。漕運方式歷代有所不同。
宋以前皆用**，至元設萬戶府始用軍運。明漕運有軍運、**兩類，因輸送方式不同，分成「支運」、「兌運」和「長運」。明永樂十三年(1415)始，在淮安、徐州、德州、通州等段，由官軍節節接運，謂「支運」。
每年四次，運糧300餘萬石。旋改**。明宣德六年(1431)，規定各地人民可運糧到附近府、州、縣水路兌給衛所官軍，由官軍運往京師，人民貼給耗米、輕賚銀，稱為「兌運」。
成化七年(1471)又改「長運」，由官軍承擔漕糧全部運輸。明代特設漕運總督，駐淮安，管理漕糧的取齊、上繳和監押運輸。清代相沿不改。
歷代漕糧都有數百萬石，承運非常艱辛。但為維持運輸，官府經常修理河道，漕船又常拾商貨，因而漕運在南北交通和物資交流上有重要作用，帶來漕運沿河城鎮的商業繁榮。清道光年間，運河淤塞，漕糧以海運為主，並漸改徵折色，減少運量。
參考資料
4樓：匿名使用者
漕運
5樓：樟蠶
主要指運河運輸,有時也指河運
疏通漕運對於當時有什麼作用？
6樓：酸菜粉兒
水利事業也發展起來，使水利資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唐代大力發展水利灌溉事業，興修的水利工程約二百
六、七十處。比如在北方，發展了關中的農田水利，重點開發黃河、汾河河曲地帶的水利，又在龍門下引黃灌田。在南方，則相繼完成了江浙海塘、太湖湖堤及長江堤防等工程。
這些工程都為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了很大作用。
漕運【簡介】
漕運是我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用今天的話來說，它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調運糧食（主要是公糧）的一種專業運輸。
中國古代歷代封建王朝將徵自田賦的部分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方式。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多用車載（山路或用人畜馱運），故又合稱「轉漕」或「漕■」、「漕輦」。
運送糧食的目的是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這種糧食稱漕糧，漕糧的運輸稱漕運，方式有河運、水陸遞運和海運三種。狹義的漕運僅指通過運河並溝通天然河道轉運漕糧的河運而言。
【歷史】
漕運起源很早，秦漢秦始皇攻匈奴時，從山東向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轉運糧食；攻南越時，令監祿鑿靈渠溝通湘江與西江水系運糧。楚漢相爭，蕭何將關中糧食轉漕前線以供軍食，對漢軍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保證作用。
西漢定都長安後，每年需從關東運輸大量穀物以滿足關中地區貴族、官吏和軍隊的需求，轉漕逐漸制度化。漢初，每年運量為幾十萬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萬石，以後又增到四百萬石。
元封元年（前110），根據桑弘羊的建議，令民納粟補吏、贖罪，各農官又多增產，**掌握的糧食大增，漕運一度增到每年六百萬石，一般則仍保持在每年四百萬石左右。漕運用卒達六萬人。由各地護漕都尉管理，沿途縣令長也有兼領漕事的。
漕糧則輸入大司農所屬的太倉。此外，在武帝連年用兵和開發西南時，對軍隊所需的糧食也都進行了費用浩大的轉漕運輸，甚至漕轉一石，沿途要耗費十餘鍾糧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漕轉關中，費用浩大，需時很長，動員人力很多，特別是漕船要經過黃河三門峽砥柱之險，糧食損耗很大。為此，西漢**曾先後採取過多種改進辦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開通。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據大農鄭當時的建議，用三年時間，沿秦嶺北麓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人工運河漕渠，使潼關到長安的水路運輸的路程和時間大大縮短，運輸費用從而減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這是漢代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時耿壽昌建議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之粟以供京師，這種做法，對縮短漕運路線，減少漕運壓力，避開砥柱之險，起了良好的作用。
東漢建都洛陽，從山東、河北、江淮等地轉漕糧食到京師，路程較近，又不需經過砥柱之險，改善了漕運困難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罷了護漕都尉。但此時漕運事業仍有一定的發展。
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陽南修陽渠引洛水以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滎陽（今滎陽縣東北）到千乘（今山東高青高苑鎮北）海口，築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黃河徙道後混流的黃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來的漕糧自淮河入汴，北來的漕糧循河、洛而西，使京師糧食**不憂匱乏。這是東漢漕運事業的最大成就。
此外，如光武帝時王霸擊匈奴，曾從溫水（即漯餘水，流經今北京北）漕運軍糧，安帝時虞詡為武都太守，在沮（今陝西略陽東）、下辯（今甘肅成縣西）間數十里燒石剪木開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各該地區糧食運輸緊張的狀況。
隋初除自東向西調運外，還從長江流域轉漕北上。隋煬帝動員大量人力開鑿通濟渠，聯結河、淮、江三大水系，形成溝通南北的新的漕運通道，奠定了後世大運河的基礎。
唐、宋、元、明、清歷代均重視漕運，為此，疏通了南糧北調所需的網道，建立了漕運倉儲制度。咸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運河淺梗，河運日益困難 ，隨商品經濟發展 ，漕運已非必需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遂令停止漕運。歷代漕運保證了京師和北方軍民所需糧食，有利於國家統一，並因運糧兼帶商貨，有利於溝通南北經濟和商品流通；但它又是人民的一項沉重負擔，運費代價過高，尤以漕運徭役，徵發既眾，服役又長，以至失誤農時，故亦有眾多弊端。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轉漕問題就是運東方的糧食以實長安，從全域性來看，最重要的轉運中心在中原，因此秦**即建全國最大的糧倉——敖倉於成皋（今河南滎陽西五里）。西漢時東方的糧谷多從此西運，東漢時置敖倉官，屬河南尹管轄。
7樓：匿名使用者
加強南北交流，使交通便利，運輸方便，解放一部分勞動力
中國古代漕運的社會意義閱讀答案
8樓：匿名使用者
漕運，在秦朝建立統一王朝之後的歷朝歷代，皆為國之「要政」。漕運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含義，主要指中國古代各王朝通過水道將各地的糧食等物資運至京城，以滿足官俸、軍餉和宮廷的消費。不過，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自身功能的拓展，漕運的含義也有了更為廣泛的社會性。
漕運是集權政治和小農經濟結合的產物。中
國古代，統一王朝的建立，導致統治格局的重大變化，即全國性統治中心的確立、從**到地方官僚體系的形成、龐大軍事體系以及全國性社會秩序的建立。這一變化促使王朝必須建立一個有序的、有保障的、以糧食為主體的物資**體系。然而，以農立國的經濟特性，使得統一的集權王朝在建立物資**體系時，不得不面對廣泛而分散的小農經濟。
集權政治有效地使小農成為賦稅與搖役的雙重負擔者，成為國家的生存基礎。這是漕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動因。
作為一項大型的糧食徵運活動，隨著漕運制度的不斷完善，規模不斷擴大，用途日益廣泛，漕運的社會意義與社會功能也越來越突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漕運重心的演變，反映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變化格局；二是漕運與中國社會形成越來越緊密而廣泛的關係，日益滲透到社會的諸多領域。
秦漢時期，定鼎西北長安，全國的經濟重心也在北方，關中和山東最發達，漕糧多半取之於這兩個地區，漕運則經由橫貫中原的黃河和渭水，方向是由東至西。由於政治、經濟制度尚處於初步階段，漕運體現出無常制、無常時、無常額的特徵，漕糧多為軍用。唐宋時期是漕運的大發展時期。
隋唐兩代，仍定都北方，但由於南方經濟的興起和北方長期動盪的社會環境，漕運中心逐漸南移，尤其是到了唐代，漕糧徵派日益依賴南方，漕運方向由東西向轉為東南、西北向。而此時大運河的開疏工程，也使得它在漕運和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功能逐漸顯現。北宋設都汴梁，以汴河、黃河、惠民、廣濟四河進行漕運，其中以汴河所運漕糧最多，漕運方向大體也是東南、西北向。
由於運河的開通以及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成為漕運的重心。這一時期是漕運制度發展的重要時期，逐漸形成了相應的成法、固定的職官和額定的年漕量，漕運成為一個較完整的經濟體系。元代定都大都，由於種種原因，主要採用海運的形式運輸漕糧，但大運河仍為河運南方漕糧的唯一水道。
明清兩代建都北京，漕糧絕大部分徵收於南方，運河成為唯一的南漕北運的河道。這一時期，由於歷代的積累和統治者的重視，漕運制度不斷完善，漕運的組織、機構、政策十分嚴密和健全。
在漕運方向由東西向到南北向的轉變過程中，伴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尤其是經濟重心由北至南的遷移過程。秦漢時期北方農業經濟在全國遙遙領先，隋唐時期南方經濟迅速發展，宋代「蘇湖熟，天下足」諺語流行，明清時期「湖廣熟，天下足」新諺流傳――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的這種發展軌跡與特點，在漕運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漕運的社會功能主要體現在大運河時代，在大運河成為漕運的主體水道之後，漕運藉助大運河溝通南北的便捷條件，將漕糧轉運到全國大部分地區，成為王朝調劑物資、制衡社會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兩代，漕運的社會歷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後，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著整個****機關的正常運轉。
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
」（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
在經濟領域，漕糧徵派的重點地區，多為農業生產的發達之區；而應漕運之需所進行的水利開發，在一些地區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水利的發展。漕運對於商業經濟的促動作用尤其突出。漕運極大地促進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運中出現附載私貨的現象，到了明清時期，朝廷開始認同這一現象，並制定相關政策予以規範。
尤其是清代，對於漕運人員附載「土宜」的數量限制不斷放寬，如康熙年間，准許每隻漕船附帶「土宜」60石，雍正年間，在此基礎上加增40石，一年之後，又進一步加增，至每隻漕船准許附帶「土宜」126石。回空船隻捎帶北方貨物的現象也十分普遍。大運河上年復一年的大規模漕運活動，有力地促進了南北的商品流通。
在經濟領域，漕運對城鎮盛衰的影響最為明顯，尤其是運河沿線的城鎮。一方面，隨著運河的開通和運輸條件的不斷改善，一大批城鎮隨之興起;另一方面，運河漕運的日趨頻繁，以及它所帶來的大量商品和**機會，極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販及其他各類「趁食」者的彙集，運河沿線城鎮的繁榮也成為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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